北京和上海地区是汽车租赁网络化发展最早地区，北京的首汽租赁公司是京城最早从事汽车租赁服务的公司之一, 首汽租赁公司同样注重发展对外合作，先后与国内汽车租赁企业合作共同创建了“中国旅游汽车租赁网”，以及全国各分店相继开张，预示着国内汽车租赁业网络化扩展的时代到来，分店规模的扩大势必开展：“异地租还车”业务，首汽是否重蹈洋租车赫兹和安吉之覆辙，让我们试目以待。

  洋租车水土不服国际巨头赫兹在中国全面受挫
世界排名第一的汽车租赁跨国集团——赫兹，在中国的业务正面临全面萎缩的危机。 赫兹最早在北京地区有三家门店：安华大厦门店、首都机场门店和建国饭店门店。首都机场门店很早以前就被撤消(撤消后设立了燕莎门店)。 日前，记者致电位于“赫兹中国”总部办公楼——北方安华大厦一层的“赫兹租赁安华大厦门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今天正在搬家。”在记者的追问下，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安华大厦门店以后就没有了。” 不仅如此，位于杭州市区建国北路的赫兹国际租车杭州门店，租车预订热线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原任该公司销售经理的贝小姐(现已跳槽)称，杭州门店大概在两个月前就已闭门谢客，具体原因不便透露。 赫兹为何在中国频频撤消网点？记者就此询问“赫兹中国”市场部，其负责人孙小姐以“最近有事，比较忙。”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赫兹方面也曾公开表示，这是“总部战略调整的需要”、“今后将在南京、杭州、苏州等更多省会城市和旅游胜地设立新网点”，但第一汽车租赁巨头在中国遭遇的尴尬已是不言而喻。 模式之惑 血统出自汽车豪门福特的美国赫兹公司诞生于1918年。经过80多年的经营，已发展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汽车租赁跨国集团。但就是这位世界租车行业大鳄，进入中国后却如泥牛入海。 早在1998年，赫兹就曾经和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汽车租赁公司频繁接触，但最终合作未能成功。直到2000年，才有另一家中国公司中汽安华对赫兹表示出兴趣。2002年1月赫兹与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旗下的汽车租赁公司安华集团签订合作协议，赫兹授权北方安华使用赫兹的特许经营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通赫兹国际汽车租赁业务，双方协议时间为5年。此后，赫兹开始在中国圈地布网。 对于目前赫兹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收缩，有业内人士分析，由于赫兹与安华的特许经营合作仅限于品牌代理及管理模式层面，缺乏资本纽带的紧密连接，才导致出现今天这种尴尬局面。车评人钟师表示，他对租车业的特许经营模式一直不太看好。“没有资金保障，租赁网络铺设必然会受阻。赫兹在中国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客户的管理力度，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力和人力。面对日趋庞大的网络体系，由于资金的短缺，企业无法实施有效的经营管理。由此带来的业务萎缩在所难免。” 与此相对，以合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安飞士就显得自如许多。安飞士是赫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规模仅次于赫兹的世界第二大租赁公司。在赫兹与安华签约11个月后，安飞士尾随而来，于2002年12月同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合资成立安吉汽车租赁公司。作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汽车租赁企业，投资双方股东各占50%股份，公司注册资金2200万美元。 目前安飞士的门店主要集中在上海，后又向广州、苏州拓展。去年12月，安飞士成功杀入“赫兹中国”的总部所在地北京，开设了北京门店。据了解，安飞士下一步的布局重点是长三角地区，目前其“AVIS”网站上已经贴出了南京、杭州门店的人才招聘公告。 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认为，赫兹业务的萎缩问题不仅仅出在经营模式上。“受大环境的影响，赫兹还面临其他难题，而这些难题其实是像赫兹、安飞士这些国际汽车租赁巨头所共同面对的。” 双重困境 贾新光所说的难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从中国汽车租赁市场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的汽车销售商与租赁公司之间不存在“汽车销售商求着汽车租赁公司”的现象，即卖方市场现象，这使得租赁公司的购车成本大大增加。贾新光说：“租赁公司大多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车，目前汽车销售商出于对风险控制考虑，不愿意以接受分期付款方式批量卖车给租赁公司。” 对于这一点，赛迪顾问公司汽车部总经理陈奇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租赁公司在向金融机构贷款时，销售商是要承担一定的担保责任的。在中国，由于汽车租赁市场刚刚起步，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一些租赁企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因此租赁公司的偿还能力在汽车销售商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另外，从个人信用体制角度来看，贾新光认为，目前国内个人信用体制还不完善，由此造成的巨大租赁风险，是外资巨头们最为头疼的。按照安飞士对中国汽车租赁业的调查，汽车租赁公司每年被骗车辆比率高达3%，造成的损失超过其营业额的6%。这使得赫兹和安飞士这样的国际巨头不得不选择依靠会员网络等手段，来建立自己的小范围信用体系，以便自卫。对此，国内的汽车租赁公司更是深有体会，今日新概念公司汽车租赁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由于“骗租”情况严重，该公司成立了法律事务组，投入人力专门从事“反骗”活动。 陈奇松说，受外界环境影响，目前国内汽车租赁业在管理的重点上与国外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内公司的管理重点放在如何防范租车时的风险，所有手续和管理措施似乎都为了不让车被骗租而收不回来。由于国内没有个人信用体制，为了降低租赁风险，往往要求客户将户口本、身份证全部押上。而国外汽车租赁管理的重心是在车辆调度上，是如何方便客户随时随地租车。” 那么这是否说明国际汽车租赁业在中国出路难寻呢？贾新光认为：“对于国际汽车租赁公司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可能是优化战略布局，另外也可以在乘用车之外的商用车上做做文章，包括客车、货车等生产型用车。”钟师也强调：在国际汽车租赁公司经营模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国际汽车租赁巨头们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它们要摆脱困境需要5年，也许是更长的时间。”

   自2002年7月，上海安吉、浙江国信和江苏安吉3家汽车租赁公司签订协议，共同推出“异地还车”业务，从上海去杭州、南京的承租者可以将车还在当地，在苏、浙等地租赁的车辆来沪后也可享受相同的便利。一年多后，三家公司均表示，这一颇合长三角一体化趋势的业务却至今仍属“孤芳自赏”。
　　浙江国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新军表示，“一年多来，我们只做成了不上10笔业务”。令该公司更为头痛的是，车辆还在异地，得派人取回。江苏安吉的有关工作人员说，该公司做成的异地租还车业务只有1笔。
　　上海情况也如此。上海安吉市场部有关人士说：“‘异地租还车’推出以来，租车客户还是个位数。”
　　价格不菲形成恶性循环
　 “异地租还车”遭冷遇，从表面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客户形不成“对流”———从上海安吉开出的轿车到杭州，很难遇上需要同样车型回上海的客户。这样，杭州公司只能派人将车送回，大大增加了公司运营的成本。
　　正是基于此，租赁公司对异地还车的租车客户均加收首日租金的50%———这成为横在客户面前的一道坎。孙新军说，50%的首日租金，加上需缴纳的来回过路过桥费，使绝大多数客户算过账后都放弃了租车。
　　“租费价格不菲、客户源不足、增加收费、再到客户源减少，这成了异地还车业务走不出的怪圈。”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市场部叶明珠分析说，收费降不下来的深层原因是，各家公司产权归属不同，双方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不易统一，收益分配很难操作。
　　异地租还前景依旧看好
　　有业内人士分析，解决“异地租还车”尴尬现状的根本出路是理顺各方合作关系，进而开设连锁租赁公司，完善网络体系，降低运营成本。
　　包括浙江国信在内的众多本土公司均表示，如果政策允许，将考虑在上海等城市开设分公司。叶明珠说：“通过完善网络，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统一的服务，异地租还车的租车价格也会降低。”